赋能型大国，中国正在闯一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长征服务

如何读懂当下之中国，特别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的意义和贡献。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新词——“赋能型大国”。中国追求的世界秩序也不是那种中心依附式的霸权，而是通过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三世说”虽然是我们祖先、古人在有限认识条件下提出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早已为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超越，但它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所包含的进步性因素今天依然有价值。例如，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这些新型技术，都有去中心化的趋势，因而也呼唤一种网络式的全球治理结构。但是这种赋能它有很强的政治条件，而且非常不稳定。我给它一个定义：一个国家通过资源、技术、安全承诺或者制度性平台，来实质性地提升其他国家的自主行为能力的对外战略行为。特别是二战后，出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赋能和美苏这种集团式赋能并存的阶段。我们看古代世界确实如此，各个文明要么是相互隔绝，要么是生死竞争。最后，世界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它也是当代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科技、能源和交通模式的分布式、分散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反映。但是这些制度本质上仍然是服务于西方霸权，并且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这些制度也都在迅速衰败。“赋能型大国”具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理念中，我们早就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赋能的现代化。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升平世”向“太平世”的发展阶段。因而中国绝不会去玩地中海历史上那种霸权更替游戏，也不会搞任何形式的两强争霸或者G2共治。经济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8年特朗普开打贸易战，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美以伊战争，世界经济也是不断地遭受重击，幸好中国这个主要的全球增长“发动机”在撑着。比如冷战格局之下，美苏两强为了集团竞争，都需要对自己的盟国进行有限的赋能，形成这种集团式赋能的体系。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国经济产业的体量和我们快速发展创新的科技，都决定了中国已经不能再仅仅是作为世界中的普通一国而存在。从特朗普对待盟国的态度，到俄乌冲突和美以伊战争的发展，已经彻底暴露出美国主导的集团正在加速解体。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单极霸权的阶段。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样一种世界秩序。比如安全上，如果没有中国，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世界大战的“剧本”，东亚地区也不可能维持几十年的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起了掠夺性、剥削性和奴役性的世界体系。“太平世”的天下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理想。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越来越多地向世界和各国赋能。这几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陷入瘫痪，它的这种赋能的能力严重受损。”其实我们身在此山中，反而感觉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世界上有不少观察者已经开始意识到，今天这个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赋能。我想到了东汉经学家何休，他根据《春秋》所对应的三个阶段，构建起了一套“三世说”的历史哲学。在传统霸权衰落、全球挑战加剧、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的新型大国领导模式。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很传神：“世界破破烂烂，中国缝缝补补。比如2024年，相关负责人负责人就说过“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和各国赋能的现代化道路。和平状态之下的交通贸易，它也是文明的自然互动，以利益为目标，很少有主动的对外赋能的行为。原本西方集团的一些国际制度开始向全球性转化，比如关贸总协定，原本是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一个多边贸易框架，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组织。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几千年的定居性高级文明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去追求掠夺性压迫性的霸权，因为这个东西对自己也是有害的。总之在2010年之前，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大国，它的赋能活动都是服务于它自身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霸权竞争、意识形态等目标，都是某种中心依附型的赋能。资料图：这是在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省萨利村拍摄的属于中国援助宽带网络项目的一座塔架。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定位，正是对这种时代需求的回应。社记者 章建华 摄。另一方面，美国所主导的这种集团式赋能也在加速衰变。其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际主义传统也让我们始终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站在一起。“赋能型大国”概念的提出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今天的中国，我们即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追求大同世界的新起点上。科技上，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从20世纪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净赋能的雏形。这个赋能指的是什么呢。第三个阶段是“太平世”，就是进入大同阶段，文明普及天下，这个阶段的原则是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也就是消除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共为一家。第二个阶段叫“升平世”，进入小康阶段，华夏内部走向了一种和平有序的状态，但是对外仍然有隔阂，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以华夏为本，视夷狄为外。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日益表现出平等、互利、非中心化的赋能的意愿和能力。“赋能型大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一种大国现象，它的实现过程必然不同于近代历史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大国更替，不是通过战争或任何一种突变的形式，而是基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势，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逻辑，通过合作和渐进式的改革，最终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今天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上，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积极因素了。这样一种多极化，它是平等的多中心的一个网络结构。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我们来看一下“赋能型大国”的特点和形成原因。这个定义听起来有点奇怪，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不都是要服务于本国利益吗。在东方卫视9月1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就从“赋能型大国”这个概念出发，深度剖析未来世界新秩序。前不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同样也是中国来牵头，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从去年以来，中国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探讨一个新概念，叫“赋能型大国”。经过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对全球的关税大棒政策等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中国的“赋能型大国”定位应运而生，日益得到世界的认同。中国的“赋能型大国”定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定位。第一个阶段是叫“衰乱世”，后来康有为把它改为“据乱世”，这个阶段是内外国界分明，充满了战争和篡逆、礼崩乐坏，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其国而外诸夏”，也就是诸侯国以国内为本，视其他的诸侯国为对手为外。《这就是中国》第349期。为别人赋能的同时，也是为自己赋能。比如美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美国帮助日本和韩国实现工业化，以及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特别是像我们都知道的“156工程”，都是典型的案例。中国今天已经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但我们绝不能搞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西方式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上，而是要和世界形成一种互利多赢的全球价值网。我们拿这个“三世说”做一个不严谨的比拟：新中国七十余年完成的就是一个让中国从“据乱世”升级到“升平世”的历史伟业；在达到“升平世”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以内部发展为第一要务，叫“内中国而外世界”。这种“全球化”，客观上对世界各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作用，比如中国入世之后的高速发展阶段。虽然客观上传播了一些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社会组织，但是它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宗主国的利益，给殖民地带来的损害远远大于其复制能力，所以也不存在净赋能。一个不以争夺霸权为目的、倡导包容性合作和发展的“赋能型大国”，正在成为世界秩序转型中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又到了一个新的“天下”阶段，这个“天下”涵盖全球，“至大无外”，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范勇鹏：。它怎么可能去主动提升别国的能力。